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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杠杆炒股平台工匠将棘草压实后点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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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运河

政治之河它是帝国的生命线

水利之河它让平原创造奇迹

经济之河它是沿河城镇的发动机

景观之河它的美景如星河点点

它是长河不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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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之河 ② ——

天下粮仓

南粮如何北运？（下）

（本文转载自《中华遗产》）

大运河贯通之后，满载物资的漕船自江淮各地北上，运往京城，正所谓“东南四十三州地，取尽膏脂是此河”。然而，运河全长数干里，如何将粮食安全送达？沿线粮仓应运而生。

含嘉仓，古代中国最大的粮仓

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含嘉仓、回洛仓的仓窖遗迹相继发掘出土，隋唐时期大运河沿线粮仓的独特之处，也得以展现。

隋代回洛仓遗址，位于隋唐洛阳城外东北部，兴建于隋炀帝大业初年。这里处在邙山南麓的缓坡带，地势高，黄土厚，不易积水，向西200 多米，就是漕运通道瀍河，顺河南下，可直抵通济渠。

回洛仓仓城呈长方形，东西长约1000米，南北宽约350米，面积相当于50个足球场。中部为管理区，东西两侧是仓窖区。管理区内，有通向瀍河的漕渠与便于载货的车马道。仓窖区内，则是一座座成组排列的大型仓窖，宽阔的十字街，将这些仓窖划分为四个独立区块，各窖之间间距宽达10米，可防火隔离，又可编号管理。据推算,整座仓城拥有仓窖约700座。从考古工作者清理出的数座完整仓窖来看，仓储量十分惊人。其中一窖体积400立方米，储粮约55万斤，据此推算，回洛仓总储量竟达3.85亿斤。瓦岗军袭取回洛仓,可谓攥住了隋朝的粮食命脉，隋炀帝从此再无北归之路，惟有困守江都(即扬州)，坐以待毙。

回洛仓毁于战乱，隋亡即遭废弃，人唐后已不见于史书记载。这3亿多斤粮食当年是怎么储存的？经考古发掘所揭晓出的答案，令后人称奇。

隋代距今一千四百年，回洛仓采用的仍是人类古老的“穴地为窖”法，所有仓窖形制、结构和建筑程序基本相同：先从地表向下，挖一个口

大底小的圆缸形土窖——发掘显示，窖底距现地表6～9米，仓窖半径5米左右。挖好仓窖后，全部窖壁和窖底均经过反复修整和夯打。为确保干燥，工匠将棘草压实后点燃，用火烘烤窖壁和窖底，直至烤焦成质地坚硬的红烧土。然后，将草木灰顺势摊在窖底，在窖壁上涂抹一层青膏泥，再在窖壁和窖底上铺砌木板。木板之上，再铺一层席，席上垫草、谷糠等物后再铺席，用两层席夹一层糠之法，确保隔湿防潮万无一失。至此，方可往仓窖中存储粮食。仓窖存粮至一定高度后，同样用两层席夹一层糠之法覆盖，然后用土盖顶密封,才算完工。这种“穴地为窖”储存粮食的方法，至20世纪，北方部分农村地区仍有沿用。据说用此法封存粮食，粮食可存放多年而不变质。

唐代含嘉仓遗址的建筑布局、储粮方式与隋代回洛仓几无不同，差别之处在于规模。含嘉仓城东西长600米，南北宽700米，遗址面积达43万平方米。仓窖数量400余，虽不及回洛仓，但仓窖口径最大者可达18米，大窖可储粮近80万斤。据推算，唐玄宗天宝八载(749年)，含嘉仓总储量竟达4.6亿斤左右，占唐代全国大型粮仓总储量近一半，就此荣膺“中国古代最大的粮仓”。

考古人员在含嘉仓见到了一窖完整的粮食，虽早已碳化，但黑褐相间，颗粒清晰，证实了“穴地为窖”“两席夹糠”之法的可靠。多座仓窖的底部，还出有刻字的铭砖，上面详细刻着该仓窖在仓城中的具体位置，如“仓中门东西大街北，南北竖街东，从西向东数窖，从南向北数行，第十二行，第十二窖”，此外，还有储粮品种、数量、来源、人窖年月、运输方式以及管理人员的官职姓名，这显然是在粮食入窖时刻成的，随粮食一并投入仓窖。

唐代粮仓管理各环节皆有严密的控制措施，比如，输纳入储时，先要以扬掷等方式查看粮食质量、盘点粮食重量，参与清点的一干官吏均要签字画押；粮仓内严禁燃火，一经发现，论罪可流放一年；出入粮仓的司农寺官吏和仓官，要经过监门卫(从属于禁军)的搜检，两者互不统属，这就杜绝了内部人乘职务之便盗卖公粮的现象；至于仓储粮食出纳，更要有司农寺的符牒和木契，如果是预算外的支出，仓部符牒甚至须经中书省、门下省审核。可见隋唐时期漕运仓储管理体系之完善，国家粮食储备意识之强。

唐代前期，东南之地的粮食，经大运河毕集于洛阳含嘉仓，再向西运往关中。关中一遇灾荒，皇帝便直接迁往洛阳暂避。为此，唐高宗还自嘲为“逐粮天子”，武则天则索性长居洛阳，这都是含嘉仓给的底气。可惜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，国家发生天翻地覆之变，含嘉仓作为“天下粮仓”和漕运中继站的使命也告终结，但仍作为仓城使用。部分仓窖一直使用到北宋末年，最终在经历北宋灭亡的战乱之后，彻底废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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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大运河沿岸的大型粮仓

图片源自《中华遗产》

以地上库房，取代穴地为窖

含嘉仓虽废，南粮北运却未绝。百年后，元朝开国，元世祖忽必烈任用一代工程大师郭守敬，开凿了从元大都(北京)到通州的通惠河。江南的粮食经大运河而来，走到通惠河一段，漕船由毛驴拉纤牵引，逆流而上，直达积水潭码头；明代时，则经东便门外大通桥码头卸船，转东护城河水路或朝阳门陆路,入储北京城内各仓廒。

所谓仓廒，即储粮之库房，隋唐时的“穴地为窖”法，终为地面上的砖木结构建筑所取代。历经元明交替，至明永乐年间，每年北运的漕粮，已是元代数倍。明成祖朱棣大力修船建仓，著名的南新仓遂在元代北太仓旧基上起建而成。

南新仓如今的地址，是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22号。这里俗称东门仓，明代专储军粮，入清则成为皇家御用之仓，内务府供给皇室及朝廷官员的廪禄之需即出于此。史载，清初时，南新仓有廒46座，后不断增建，极盛时达76座。自大运河而来的漕粮运进南新仓，分储入各廒。各廒贴封上锁，用时再开启发放。南粮到京一般集中在夏秋季，有时仓廒已满，便只得临时露天堆放。其实新到的漕粮是需要先露天晾晒的，常年存放的粮食，也要定期从仓廒中运到户外，翻倒除糠。

明代南新仓，每五间库房为一廒，每廒体积可达3000多立方米，据推算，整个南新仓可储粮近1亿斤。这么多的粮食堆放在一起，如何避免潮湿发霉？明朝人在建筑材料上下足了功夫：仓瓦产自山西，结实耐用。廒架结构皆用江南产的独棵圆木，圆木直径动辄半米。廒砖全用砌城墙的山东临清砖，每块足有半米长，重达50斤。廒墙平均厚度一米多，为的就是保证仓内保温防潮。及至清代，仓廒建筑更加讲究。地基用三合土夯筑，均匀铺洒白灰，再用砖铺地面，上搭楞木，又铺木板。木板下一尺左右的空隙用作出气孔，以避潮湿。各廒均开气楼(天窗)三座，保证通风透气。另有护墙板、门罩和闸板，地下修有排水管道。气楼上居然还有竹蔑编成的隔孔，用途是防鸟雀。

康乾盛世之下，南新仓一度臻于鼎盛。仓廒周边商业辐辏，连仓神庙、关帝庙和土地祠都香火不断。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有《南新仓鼠》则，描写了其父纪容舒早年任南新仓监督的轶事：一日，一座仓廒后墙突然倒塌，清理瓦砾时，竟挖出一窝砸死的老鼠，最大者巨硕如猫，原来是老鼠在仓廒后墙下做窝打洞，长此以往，终于挖空墙脚，墙倒鼠亡。如此命笔自有深意，但足见盛世南新仓存粮之巨，气象之繁华。可惜盛世过后，漕运渐趋衰败，太平天国时期，漕运甚至一度阻断。及至清末光绪晚期,漕运制度彻底废止，南新仓也改为它用。

大运河南端，与北京南新仓并称的杭州富义仓，则又是另一番气象。杭州原属富甲天下之地，但遭太平天国战乱席卷，一度十仓九空。至清光绪六年(1880年)，杭州再度缺粮，湘籍浙江巡抚谭钟麟(民国初年政坛巨子谭廷闿之父)令杭城士绅出资购粮十万石。有了粮，仓库却不敷存储。谭钟麟又命购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湖墅段霞湾巷一带民地十亩，新建仓廒。光绪十年(1884年)七月，新粮仓历时四年建成，耗银上万两。同年冬，谭钟麟调任陕甘，临行前为该仓命名富义仓，取“以仁致富，和则义达”之意，又请文人应宝时撰《新建富义仓记》，并刻碑留存。富义仓自此为杭州百姓供给粮食，成为南粮北运最南端的集散地。

鼎盛时期，富义仓共有东西相向、砖木结构的三进长仓房共四列，内设粮仓五六十间，可储粮四五万石。仓内条石墁地，穿斗式梁架，两坡顶房屋，顶部还有覆斗形天窗以供采光。仓外西设碾米的砻场，南建舂米的碓房，东筑三楹司事者所居之楼，外加装卸粮食的河埠。河埠码头依河而建，青石叠砌，再沿石阶而上，便是富义仓。

可以想见，夏秋时节，动辄数十艘粮船，在运河上一字排开，赤裸上身的脚夫来回奔忙，将一袋袋粮食经河埠码头，扛进富义仓。仓房之内，倒粮的壮汉与记账的伙计挥汗如雨，谷堆耸起如小山。脚夫踩着两排仓房之间青石铺就的长长走道劳作，临河处又建有一亭，供脚夫船夫休息。这便是富义仓乃至京杭大运河的旧日繁华。

南粮北运上千载，大运河汇聚天下舟船，尽收天下财富。如此，方有运河沿线城镇的兴起和一座座“天下粮仓”的传奇。但当运河之水拥塞不前，千年繁华也就一去不返。虽不再是维系国祚的生命线，但大运河与“天下粮仓”一样，永为世人思古之情之源。一如唐人李涉所吟:“炀帝陵边草木深，汴河流水空归海。古今悠悠人自别，此地繁华终未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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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官仓，不再“穴地为窑”

上图为南新仓，

是明、清两代于北京内城设置的一处专贮漕粮的官仓，

具备保温防潮、通风透气又防鸟雀的效果，

源自《中华遗产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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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河设仓，便于粮食进出

图为晚清时期建造的杭州富义仓，是南粮北运最南端的集散地，

鼎盛时期，内有五六十间粮仓，可储粮四五万石。

图中可见粮仓与河埠码头距离之近，

源自《中华遗产》